撰文丨刘天谕

编辑丨张钦

机长沙曼（Capt Kim Sharman）走进启德机场的时候，以繁忙著称的客运大楼异常空旷。值机柜台只开了两三个，穿制服的人正推着各式机场设备往外走。他过了安检，在满是记者和机场管理层的房间停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驾驶位。“您也许已注意到，这是最后一班从启德机场出发的商业航班，”他说，“机场在我们升空一刻便会关闭，让我们一同参与这场历史大事。”

1998年7月6日凌晨，香港最后一任外籍民航处处长施高理（Richard Siegel）按下按钮，熄灭跑道灯光。运营了73年的启德机场正式关停，飞机穿梭于大厦间的奇观成为历史。27年后，一座造价世界第二的启德体育园出现在市中心的机场旧址上。作为香港最大的体育基础设施，启德体育园注定要见证许多历史性时刻。

今年6月，香港队第一次用启德做主场，入场人数破了香港足球赛的纪录。香港队的茹子楠向42570位观众谢场时难掩激动，“中超也很震撼，但这里真的是自己地方，也是我生涯之中最多观众入场的比赛。发梦要做到的事，今天都做到了。”

在香港，职业足球联赛只有“香港足球超级联赛”（简称“港超”），人们会把“球”说成“波”。球员“练波”、“踢波”，球迷“睇波”。“球会”就是“俱乐部”，“球季”相当于“赛季”，时间是每年8月到下一年5月。一年只有13场香港队比赛，更多时候，茹子楠作为梅州客家的球员上场。

今年是他到梅州的第四年，也是内地联赛香港球员人数最多的一年。中超、中甲俱乐部里的香港球员，有香港本地人、混血儿和在香港待满七年、拿到特区护照的入籍兵。他们是香港足球体系的优胜者，几乎所有人都入选过香港队，不少人还有留洋经历。香港队的国际排名常年在榜单的后三分之一左右，平均比中国队低大约60位，这意味着北上踢球的门槛不低。

进入内地俱乐部的门也一直很窄。如今，每支中超、中甲球队只能拥有一名占用国内球员名额的港澳台球员。这项规则开始于2018赛季，相比2016年起施行的“港澳台球员的转入和转会要占用外援名额”，已经算是宽松。再往前，中国足协官网上现存最早的“球员身份及转会规定”是2009年版本，这一年港澳台球员的转入和转会按内援计算，不过，当时中超、中甲俱乐部每年的内援流动存在限额，一般只有5人左右。

2002年，第一位香港球员加盟了内地俱乐部，之后的23年里，北上踢球的总人数从1变成了41。这个数字大概是今年中超、中甲俱乐部外援人数的四分之一。

香港有过辉煌的足球历史。亚洲第一个职业联赛在这里创立，上世纪的香港球员一度能挣到比英国球员更多的钱。后来，更多亚洲玩家入场足球，香港“亚洲足球王国”的头衔失落了。职业联赛的球市也逐渐萎缩，香港再也不是能用高薪吸引世界球员的地方，不少职业球员开始做兼职，一天打两份工。

新千年的钟声敲响时，香港足球的好时候过去了。为了在待遇更好的联赛踢上球，有香港球员开始向外看。长期以来，去外国踢球的香港人屈指可数，出了国他们很难出场，无法在当地的职业联赛立足。想要外流的香港球将目光转向内地，发现了这里更适合：有人出场次数寥寥，觉得“不公平”、“过得不开心”，但也有人能坐稳主力，身价翻倍，甚至入选中国队。

从2002年开始，内地俱乐部的香港球员人数在2016年达到了9人的波峰，这个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重现，疫情之后，北上踢球的香港球员人数画出了一条快速上升的折线，并在今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6人。

他们的选择和经历都为更年轻的香港球员提供了参照。外流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词汇，内地俱乐部就在深圳河对岸，像是一个目标，一种认可，一项奖励。

为了“生涯最好最好的合约”

2015年冬天，广西，夜色中，一辆轿车停在冬训基地外。欧阳耀冲从车上下来，环顾四周，只看见一栋立在沙滩边的旧楼。他没去过深圳之外的内地城市，也说不清广西在地图上的位置，天气挺冷的，他怀疑司机走错了。

欧阳耀冲26岁，刚从葡萄牙留洋回来，是香港的职业球员，也入选过香港队。这次到冬训基地，他要争取通过中甲升班马贵州智诚的试训，并赶在2016年之前和球队签下合约。几天前，中国足协更新了一份文件，决定调整港澳台球员转会政策。新年钟声敲响后，港澳台球员的转入和转会不能再用国内球员名额。

香港球员要被算作外援了。当时每支球队只能注册5名外援，金元时代正迈向最高峰，第一个税后年薪超过1000万欧的中超外援即将出现，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他们的薪水是国内球员的十倍以上，来中国前就是足球明星。香港球员无法与他们竞争外援名额。

“想挣钱”，欧阳耀冲说，葡萄牙第三级别联赛的“工资很低”。为了赶上通往金元时代的末班车，他决定把去欧洲和日本踢球的梦想先放一边。香港队头衔和留洋经历也让贵州队为他的试训按下快进键，被压缩了，承诺与签约之间的空档也被跳过，从落地广西到签完合同，欧阳耀冲只花了不到三天。

在贵州，他的薪水是国内球员中最高的，每场还有几十万元赢球奖金。“做什么工作一周能挣几十万？”除了在内地踢球他想不出别的。同年签约天津泰达亿利的香港队中后卫基蓝马（Jean-Jacques Kilama）也拿到了“生涯最好最好的合约”，月薪近40万港币（约33.88万元），每场20万港币（约16.94万元）赢球奖金。“回到家乡亲友都争相欢迎我、祝福我，”他说，“跟他们吃喝玩乐的日子，快乐得要死。”

几乎所有签约内地俱乐部的香港球员都和欧阳耀冲、基蓝马一样，有过代表香港队出场的经历，是香港足球体系的优胜者。内地的足球水平高于香港，参与过梁诺恒转会梅州客家的香港足球经纪人Kevin说，“香港球员要外流，本身至少也要踢港队或大球会。就像一间学校每年只得数人升读大学，你考全级一百多名，我为何要花时间推荐你？”

参与国际比赛往往和接到内地俱乐部邀约高度相关，除此之外，代表香港队和广东队踢一年一届的省港杯也是一条北上的通路。上世纪8、90年代，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个由地方举办的涉外体育赛事，省港杯经常一票难求。如今这项比赛受到的关注大幅下降，香港媒体为它写下一个形象的新头衔：内地球会拣蟀场所。

2018年初，21岁的徐宏杰踢了人生第一场省港杯。他在港超球会标准流浪踢后卫，是香港青年队的常客，只在成年队踢过一场友谊赛。2018年的广东队以梅州客家球员为班底，香港队主场踢完省港杯首回合，标准流浪的总监找到徐宏杰。“梅州客家有意引进你，你翌日告诉我决定。”香港媒体“香港01”记录了这笔转会的更多细节，五天后，徐宏杰和梅州客家签下了五年长约，薪水是原来的五倍。

他成了中国足协再次修改港澳台球员规则后，第一批北上踢球的香港球员之一。2018年是“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二年，新赛季开始前，中国足协根据首次注册地和户籍重申了港澳台球员的定义，宣布每支中超、中甲球队能拥有一名占用国内球员名额的港澳台球员。

这项规定延续至今，成为内地俱乐部愿意接受香港球员的基础规则。只要规则允许，球员会自然流向待遇更好的地方。

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球员在世界球员中属于高薪一族，“外流”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汇。上世纪40到80年代的香港足球“黄金时期”，球员们像明星一样受追捧，有人坐着直升机从一个球场飞到另一个，有人的转会费能买四栋楼，有人在香港踢球的收入比在英国还高，不少欧洲国家的国脚因此愿意来香港。

1993年到2011年，有超过14位内地球员先后南下，他们大多非常年轻，或对升入甲A 一线队不抱希望。成为南下的“国援”意味着得到更高的薪水和入选香港队的机会——自从1993年国际足联开始公布球队世界排名，香港队常年排在125位左右，比中国队低大约70位。

那时候，甲A俱乐部主力的月薪是2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在一些香港甲组联赛球会是3-5万港币（约3.18-5.3万元）。香港球员北上进入水平更高的联赛，如果在甲A 做替补或者踢甲B ，每月只能拿到几千元。

2002年，21岁的吴伟超拒绝老牌球会南华的2万港币月薪（约2.12万元），转投尚在甲B、月薪4000元的广州队，成了第一位加盟内地俱乐部的香港球员。降薪北上的行为让他“被人笑足两年傻仔”，直到2009年，他都是内地俱乐部里唯一的香港球员。要等到2010年许家印花一个亿买下广州队，金元时代的大幕缓缓拉开，第二位北上踢球的香港球员才会出现。

金元时代，投资人投资足球主要是为了获得品牌曝光，球员的高薪建立在内地球市的基础上。不算各渠道转播，走进球场看中超的观众一直数以万计，而2000年之后香港的球市一直难有起色。80年代中期，香港足球总会开始推行“全华班”政策，入场人数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等到三年后外援重回顶级联赛、投入超千万的球会再次出现，公众对足球的热情已不复从前，香港球市再难达到70年代一半的水准。

90年代末，曾经的“亚洲足球王国”又发生了5名球员操纵香港队在世预赛中输球这样“严重的假波羞闻”。假球案后，政府公布的新一期“重点发展体育项目”资助名单里，夺牌希望渺茫的足球没有出现，负责培养运动员的香港体育学院也裁掉了足球部。

到了2000年初，香港球市迈入“冰河时期”。2024-2025球季，平均每场港超的入场人数是685人，和冰河时期没有明显差别。中间的20多年里，香港队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成绩始终没有让更多人走进本地联赛的球场。2009年香港队赢下了首枚国际综合运动会足球项目金牌，第二年，顶级联赛的入场人数不升反降。香港队时隔54年重返亚洲杯决赛周的2022年，情况也是类似。“香港人都好健忘，”香港队球员陈肇钧说，“看到球员入了两个好球，晋了级，一刹那高兴过后，明天上班已经忘了。”

球市制约着香港球员的收入。直到金元时代落幕、国内球员的税前年薪被限制在500万元以下，内地俱乐部仍能开出比港超球会更优厚的薪水。据凤凰网体育，2023年，港超薪资水平最高的球会杰志给球员的月薪大概在4-6万港币（约3.72-5.58万元），仅与中超中下游球队的水平相近。

殊途同归

内地不是唯一能让香港球员挣到更多钱的地方，如果想要提高足球水平，他们还有很多选择。北上踢球趋势形成的过程，也是香港球员摸索外部世界、权衡外流目的地的过程。

时间回到吴伟超北上广东的2002年。上一次有球员外流是40年前的事了，吴伟超能想到离开香港，多少和他父亲是广东移民有关。比吴伟超小三岁的香港球员张健峰后来回忆，自己年轻时“没有外流，最大原因是由细到大（从小到大）都没人告诉我有这条路，我没想过可以出外踢波。”

戴文康是较早将目光投向香港之外的人。他从事金融行业，人脉和积蓄颇丰，有一份“对足球说不出的热情”，和一个儿子。他打算把他培养成职业球员，他给他起名戴伟浚。

父亲的投入让戴伟浚的职业生涯变得难以复制，戴伟浚成长的过程中，香港球员往外走的可能性也渐渐清晰。2005年，对香港青训水平感到不满的戴文康与几位家长合资成立了小南国足球队。戴伟浚和队友接触到来自广东和英国的著名教练，小南国也引起港超球会东方的注意，戴文康与东方十多年后的合作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戴伟浚11岁那年，戴文康决定一家三口移民英国。进入英国青训体系更有机会升入当地的一线队，拿到英国护照，将来不用劳工证就能在职业联赛出场。在英国和荷兰，戴伟浚度过了9年“脑海中只得足球”的生活。

香港队的国际排名常年在榜单的后三分之一左右，球员的足球水平普遍偏低。他们会从自己的经历中意识到，如果不是成长于当地的青训体系，也没有移民的打算，个人主导的留洋会非常辛苦。

欧阳耀冲对此深有体会。为了争取日本第三级别联赛的一次出场机会，整整一年，他从未缺席一场训练。职员口中没人愿意去的、没报酬的、往返要六小时车程的球队社区活动，他全都报名，希望俱乐部能看到自己“全心为球队付出所有”。到了比赛日，交给他的任务却始终是帮球队照看场外的摊位。球迷们逐渐脸熟他，“场场都是你帮手！”他们说，然后递过来一瓶水，叫他加油。

曾任香港足球总会技术总监的艾拿臣（Thorlakur Arnason）觉得，如果没有青训或移民做前提，考虑留洋的香港球员应该尝试和球会合作，“球会要为球员找一条清晰的发展道路，让他们放心。”

戴文康的想法和艾拿臣类似。2019年，他被东方任命为球队的特别顾问，他之前考察过的葡萄牙二级联赛俱乐部科瓦彼达迪，成了东方的长期策略合作伙伴。香港球会尝试以合作的形式送球员留洋，当初和戴伟浚一起在小南国学球的茹子楠是被东方选中的那个。

新的合作模式也出现了。曾在港超球会杰志做主教练的甘巴尔有一项“全球青年精英足球计划”，他会从世界各地选出30位球员去西班牙集训，然后在球员与当地俱乐部间牵线搭桥。2022年，杰志宣布参与甘巴尔的计划，第一批飞往西班牙的球员有3个人，20岁的陈晋一（Shinichi Chan）是其中之一。

外流的路越来越宽，剩下的就要靠球员自己。戴伟浚用9年时间换来8场英甲、一张狼队U23的合约，和之后一整年的等待。他不想再等下去了。中国队的国际排名比香港队高，为了入选中国队的机会，2020年，21岁的戴伟浚来到中超。转会深圳佳兆业的第三年，他落户深圳，成了第一位代表中国队出场的香港球员。

踢不上球的经历也在茹子楠身上重现。在梅州客家稳坐主力是后来的事了。2019年，他站在一群和自己肤色不同的人中间，耳朵里都是陌生的语言。“一起床就觉得今天很艰难很辛苦，甚至对练波有恐惧。”他的第一次外流只持续了半年。

如果没有受伤，陈晋一或许会在西班牙待得更久。从杰志转会到西班牙第三级联赛的皇家联合之后，他花了半年时间等工作签证，留洋的一年里只踢了五场比赛。回香港做手术前他第一次踢上了首发，眼看当时的队友后来升入西甲，他自知“不如他”，又难免想“会否有机会是自己，觉得自己可能就差一步。有点欠运。”

作为有较强进攻能力的左边后卫，陈晋一在香港队能踢主力。2024赛季，上海申花原本的左边后卫崔麟长期伤缺，接替他的是偏重防守的杨泽翔。主教练斯卢茨基对两个边后卫的进攻属性提出更高要求之后，徐皓阳代替了杨泽翔，但他一直是踢中场，对左边后卫不够熟悉。

陈晋一就是这个时候加盟申花的。2022年在西班牙时，他的身价是20万欧，等到2025赛季结束，在申花度过的一年半令他的身价翻了两倍多。左路也成为申花重要的进攻走廊，亚冠精英赛上，陈晋一攻破球门，成了第一个在亚冠精英进球的香港球员。

如今，“外流”这个词对香港球员来说再也不遥远，许多人说不清外流的想法何时第一次出现，它好像原本就在那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动作。他们达成了一种共识，有机会想到外面看看，“如果切实际一点”，就是去中甲、中超。

为了做成球员北上的生意，香港足球经纪人Kevin从外流球员的经历中总结出规律，“混血、港籍、左闸、留欧，这些在内地联赛会很吃香。”他开始为球员定制职业路径，比如送港法混血儿杜国榆（Remi Dujardin）留洋芬兰。后来，杜国榆北上加盟了丹东腾跃。

或许，留洋可以理解为香港球员加盟内地俱乐部之前的一场历练。无论他们是否选择北上，去外国提升足球水平，就是增加进入内地联赛的可能性。直到15岁去了美国，安永佳（Matt Orr）才“眼界大开”，“我不再是那个特别的球员，我意识到必须提高自己。”2022年他在广西平果哈嘹一鸣惊人，在香港时，他一度觉得“足球太容易”。

“我热身时就微微嘴在笑”

人在异乡会忍不住对事、物比较异同，然后感受差距。说起在内地的生活，香港球员的关注点总是类似。

徐宏杰刚到梅州客家的2018年，俱乐部还没有搬去横陂的足球小镇，基地的环境“不算好”。他住在20平左右，带阳台和独立卫浴的宿舍里。房间的米色地毯很旧，门右边，五斗柜的一个抽屉破了。阳台窗户下的白墙留着黑色的雨水痕迹，洗过的衣服挂在阳台横拉的铁链上，衣架的弯钩从铁链孔里穿过。

他说自己“很享受”，毕竟出了宿舍，健身房和训练场就在视线内。香港的土地紧俏，没有一间球会提供吃、住、训一体的基地，花两三个小时在住处、球场、餐厅、健身房和治疗室之间奔波是球员生活的常态。大部分球会要和公众用同一片训练场。场地归政府所有，一家港超球会想尝试一天两练，训练间隙球员们无处可去，留在场地的人全被球场管理员赶走。

等到茹子楠抱着“这次只有少许机会都要去争取”的想法来到梅州客家，新基地的宿舍已经宽敞明亮如酒店房间。回忆起疫情后去刚刚开放的新工体踢北京国安，他说自己“热身时就微微嘴在笑”。球场里坐了四万多名观众，“每次掉界外球也只听到他们用粗口鬧我（骂我），但感觉其实几爽（很爽）。有四万人入场睇波（看球）是每个球员都希望经历的事。”

在梅州客家的第二年，茹子楠坐稳了主力位置，身价比在港超时翻了一倍。并非所有香港球员都能像他这样在内地俱乐部站稳脚跟。不同于普遍打满整个赛季的外援，今年中超、中甲联赛的香港球员，出场超过 15次（联赛共30场）的只有6个人。过去23年里，在内地联赛中出场次数寥寥的香港球员也不在少数。

当初说着“想挣钱”、“想帮球队冲超”的欧阳耀冲只在中甲踢了三场比赛，2017年底就离开了贵州。中国足协承认的“香港球员”，是首次注册在香港足球总会、持有特区护照的香港居民。新规发布后，贵州队在两位香港球员中选择了法图斯（Festus Baise），他曾在补时阶段用一粒头球绝杀天津权健，是贵州冲超的功臣。换帅和引援从未影响法图斯主力中后卫的位置。

对欧阳耀冲来说，贵州是食堂餐桌上的老干妈辣椒酱、只能打篮球的夜晚，和为了消磨时间故意在堵车上花掉的许多个小时。

时间回到2016年。

和贵州队签约没多久，地产企业恒丰集团的投资进来了，欧阳耀冲跟着俱乐部从广西回贵州，住进“很好的酒店”。他对接下来的一年“好乐观”，想“收获两位数进球”。

新赛季的开头确实如他设想般顺利，连续三次出场，只要赢球就能拿几十万的奖金。第四场中甲开始前他去踢了足协杯。一次正常的对抗之后，他左膝的前叉韧带断了。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候受伤？他想起比赛奖金，腿里的血“砰、砰、砰的”，心里还是“很想踢”。助理教练说“把腿扎紧一点，咬咬牙”，“咬不到”，他只能回答。

从香港养伤回来，两个月过去了。“你现在不可能有机会了，可以找一个球队外租出去。”新任主教练对他说。直到2017赛季结束，欧阳耀冲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球队阵容里。“我是跟一个经纪人、总经理、教练团来的，之后换了别的教练团，我不是他的人，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一直想把我踢出去，友谊赛都不让我踢，连装备都不发给我。我没所谓，我一直留着，就被赶去了二队。”

和留洋的内地球员一样，北上的香港球员来自足球水平更低的地方，又是当地俱乐部的外来人。“不公平的对待在所难免”，他们经常说。曾效力南通支云的香港球员李毅凯记得，“有些队友刻意不传球，或者到时机尽失的时候才传过来，攻势被迫中断反而责怪我。”

更多时候，欧阳耀冲想表现得洒脱，谈论完记忆中的一处细节，他会立刻加上一句“当时工资可以”，或者“我没所谓”。离开贵州时他还有合约未完，俱乐部赔给他一整年的薪水。

自从2002年第一位香港球员进入内地联赛，23年来，还没有人选择留在内地生活。

“我想要落叶归根。”吴伟超说。北上踢球13年后，他留下96场中超、130场中甲的香港球员内地出场纪录。37岁那年，他在港超球会东方结束了球员生涯。

香港队的行政经理陈正德曾将世界杯、五大联赛比作“高级西餐厅或怀石料理”，他觉得香港足球像“屋邨大排档、茶餐厅，没有什么高贵食材，不过叉烧汤意加分奄列，配上一杯冻奶茶仍有一番风味。”

和内地相比，香港足球水平更低、市场更小，也更宽容。愿意的话，职业球员可以一边踢球一边读完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校队里几乎都是港超球员。小的时候，他们有人会在地铁上抽时间写作业，晚上去球会青年军训练。等到升入一线队，训练变成早上开始，他们就把大学的课都调到下午，遇上考试或 pre 再向球队请假。

香港人不必为了成为职业球员，早早丢掉人生的更多可能性。他们甚至可以打多份工。梁冠聪今年 33 岁，他多次入选过香港队，也一直是港超球会的主力。与此同时，他还是电视台的足球解说、女子球队主教练、体育节目主持和保险经纪人。前些年他又开了一家公司，安排退役球员进学校教球。

北上的球员往往没有类似的经历，多数时候，香港球员做兼职是不得已。和内地球员一样，他们也会遇上欠薪。港超球会愉园曾一整年没有发薪水，为了维持生计，有球员每天下午送8-10单Foodpanda，走一万多步，挣几百块钱。疫情期间，曾效力沈阳中泽的方柏伦决定全职送外卖，“你不要以为送外卖很差，”他说，“勤力时月入可以有5万港币。”

欧阳耀冲曾打心底里认为“在香港踢球没意思”，陈傲轩觉得，香港足球也没那么差。他今年22岁，学生时代想要兼顾读书和踢球，过得有些辛苦。但捱过去就行了，他现在是港超球会冠忠南区的球员，也不打算做兼职。冠忠南区属于小球会，联赛的看台也总是空荡荡。但训练结束和队友吃饭、比赛之后跟球迷聊着天走到地铁站，都让他挺开心的。

“在香港这个节奏很快、压力很大的地方，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工作，我觉得很好了。”陈傲轩说，如果更好一点，就是能有去内地俱乐部的机会。

他对三年前去印尼踢U20亚洲杯外围赛的经历念念不忘。站在东爪哇省的杰洛拉邦托莫体育场上，一切都新鲜，教练的声音还没传过来就被看台上三千人的助威吞没，地上铺的是针草，球在上面比在香港的大叶草上滚得快，对手节奏也快，“每个人像骑着一辆电摩托”。

香港队的U20亚洲杯以连输告终。回去之后陈傲轩发现自己踢得更好了，一个月后魔力消失，“又回到那种慢节奏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会看中超、中甲的直播，北上踢球的香港球员都是他曾经的队友或对手，他们的表现能帮他感受内地联赛水平。无聊的时候他就在德国转会网搜自己的名字，看完数据觉得，作为前场球员还得多进几个球。